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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余杰兄脸书谈及余茂春的观点，认为某人是马列教徒。我一向认为余茂春是真正认识中国本质的专家，相比原先那些影响白宫的“汉学家”教授们不知高明多少层次。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认为某人是中国帝王文化的余孽。在为祸甚巨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前，古老的皇帝文化已经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虽蠹国害民却见惯不惊。又，近见普京的俄罗斯大规模排异该国共产党，这一事件说明马列主义与帝王专制有同源性但并不是同一体，普京排异共产党也不能证明他不是帝王专制。我认为如果要对当下的“中国病”靶向用药，需要我们“透析”病体的五脏六腑。现在很忙，故将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中相关观点录出，求取二余兄批评，也望读者教正。
1、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等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
站在“天上”看，一切矛盾都肇始于神与人； 站在“地上”看，一切矛盾都反映于上帝与皇帝。数千年来，最集中最大规模且最长久体载人类“罪”的，就是皇帝制度（或一些神学家笔下的法老体制）；这其中，又尤以东方中国的皇帝制度最为典型（这里说到的皇帝制度是一种较宽泛的含义，泛指一切人崇拜人的专制制度）。王怡牧师说过一句简短的判断，他说：“世界历史的总纲，就是上帝与皇帝之争。”Georgi Dieter《罗马书》解经，他认为保罗的本意就是要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代表：耶稣基督与罗马皇帝（保罗没有接触过东方的皇帝，他能够对比的只能是罗马皇帝）。我在原先的文章中比较了人类世界仅存的两种高级原生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指出这是上帝与皇帝文化各自的代表：基督教代表上帝的文化，中华“政教”代表皇帝的文化；指出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按照神的启示创造了一整套的“世界”文化；由皇帝把控的中华“政教”按照把控者们的意愿滋生出庞大悠久的“朝代”文明；按照《林后4:4》的启示，皇帝文化就是“世界的神”。我们同时看到：自从皇帝面世，中国人民就没有站起来过，要不被打折脊梁趴下，要不被洗白脑髓跪下，以致现在最大的反抗就是只敢“躺平”（而佛教国家缅甸人民面对军政府敢于拿起武器反抗，阿富汗人民面对凶残的塔利班敢于高举国旗），中国人早已经失去神赐给我们“神的形象”“尊贵的冠冕”，忘却神交给我们“治理这地”的使命，我们“活着”，却不像人的活着。当年，清兵逡巡不前，是以已十万之军敌中原千万之众，范文程谓多尔衮：奸其妻女忍，刨其祖坟忍，夺其地屋忍，此等贱民何足惧哉？多尔衮醒悟，清兵入关，摧枯拉朽，以数十万满人统治奴役数亿汉人三百年。“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看透了中国人的劣根性，逝前遗言：中国人好管，饿死不会造反。皇帝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人看，皇帝文化也造成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岂止祸害中国，现在我还要指出的是：正像“武汉病毒”导致世界几近崩溃一样，中华“政教”的“文化病毒”对世界的伤害，将远远大于“武汉病毒”，因为它不但“杀身体”，而且“杀灵魂”。
李慎之先生有一个观点很有亮光，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等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说：“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转引自刘济生《中国帝王文化》）。我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悠久、宏大、优秀、独特，我也不否认上帝文化与皇帝文化在一些次要层面如习俗文化道德文化层面相同相似；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基因库”，它与上帝文化在信仰层面、世界观层面几乎全方位对立。
2、“无天无法”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根本：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观点：“无天无法”是中国的基因病，现在只是急性爆发。我的观点是：追溯到原点，在中国文化貌似繁荣强大的现象背后，隐藏着走向衰亡的深刻原因，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基因缺失——缺失的基因又偏偏是要命的天（信仰）与法（法治）！我之所以说“要命”，是在于信仰连接着希望（未来），法律连接着秩序（现在），它们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最基本的点。可以说，“无天无法”的基因缺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陷：“无天”导致中国人没有灵魂，我们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无法”导致中国人没有权利，我们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天’导致‘无法’，‘无法’导致‘无罪’，‘无罪’导致‘无救赎’。于是，‘基督’是中国人不需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创造-堕落-救赎-审判，这一福音的核心内容，在我们的文化里都没有踪影，这是巨大的欠缺！”
“无天无法”并不代表中国文化没有崇拜系统，作为偶像崇拜昌盛的国家当然有其独特的崇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处在绝对位置上的崇拜对象，那就是天（天帝崇拜）、天子（皇帝崇拜）、天朝（国家崇拜，也就是赵汀阳所说的“中国本身”）。可以说，这三个处在绝对位置上的崇拜对象也是“三位一体”的。用中国人最熟悉的宗族关系描述：老天爷是天子皇帝的爸爸，天子皇帝又是所有国民的爸爸（因此皇帝称老百姓为“子民”，老百姓称老天为“爷”）；天朝（国家）是所有国民的妈妈（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祖国-母亲）。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家”的“家长”。这其中，天是虚的，它由儿子（天子）作代表，因此敬天子就是敬天；天朝（国家）也是虚的，它在父权社会由母亲的丈夫皇帝作代表，因此爱皇帝就是爱国；只有天子（皇帝）是实存，他既是人与天的“中保”，又是人与国的代表，因此这个信仰系统“三位一体”的核心就是皇帝（皇权）崇拜。因为至高无上的“天”将“天下”交由它的儿子即“天子”所有（“天与之”）、管理（“一天下” “王天下”），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无可辩驳。我们看《大戴礼记》“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耶？”《左传》“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礼记·祭法》王为君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大社王社=国家）。皇帝自称“朕”，除了这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使用的特殊代词外，作为名词时指“征兆”，就含有“三位一体”的意味——天、天命、天朝，相当于它们都只是天子的背景板，从宗教神学上认定君王即国家。因此在中国皇帝就是上帝（天），天子就是天下（国家）。近代学通四海的文化怪咖辜鸿铭也有相同的认识，他说：“你们记得我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宗教需要感——我说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这个庇护，通过信仰强大的叫做上帝的存在，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也就是儒教，能替代宗教，可以让人，甚至所有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因此，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给人类大众宗教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儒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这套信仰系统我在后面称之为“政治文化信仰”或“政教”，它过去是中国皇权专制的神学要领，现在仍然是中国极权专制的神学支柱。天子崇拜的宗教神学,宗子的独一祭祀，皇帝专制的政治制度，使得君主既是不可一世的神又是拥有所有权力的人。与基督教理论对标后我们发现了根本的差异：基督教信仰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神（基督），而中国崇拜系统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人（天子）。我们并非处在一个“无神”的国度，而是处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度，最大的“偶像”就是皇帝。“皇帝文化”把国家与政权同质化，作为其崇拜对象也是偶像崇拜的一种，是他们“三位一体”神圣崇拜的“一位”。国家崇拜（含政权崇拜）是反神性和反人性的，在这套话语系统中，国家变成了神,神降格为社会的一个分支——“宗教”，成为国家统治支配的门类（国家可以判定宗教的“正”“邪”，决定其的“弃”“留”）；也因此，国家主权高于公民人权，人成为了国家机器中可以随意拆卸、替换、抛弃的“螺丝钉”。并且，我们的宗教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崇拜”。“跪”是从古到今人类表示顺服的一种礼节，在基督教国家，对国王皇帝只跪单腿，对神才跪双腿；而在中国，我们对皇帝的跪是“五体投地”。“跪”谁就表示顺服谁崇拜谁，按莱特在《基督教旧约伦理学》中给定的结论——“选择错误的神明，就会有错误的社会”。王怡牧师说：“世界有三类统治。第一类是世界的王和世上的国度的传统统治。这个国度不要求，也无法要求他们的子民爱他们。他们只一味要求外在的效忠和行动的服从。第二类是弥赛亚和神的国度的统治。这个国度要求发自内心的相信、忠诚和爱，因为基督藉着创造以及祂替罪人承受苦难、死亡、复活而成为这个国度的王。而第三种统治，是世界的王的一种现代变形，他们要求对灵魂的统治，并要求他们的子民假装自己发自内心的相信和爱他们。这是阿伦特称之为的现代极权主义。这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统治形式（注：我不同意这个判断），而是前两个国度在教会时代长期混合的一种结果。。。古代中国的皇权传统及当代中国的凯撒崇拜，是第三种统治形式的全球典范之一。”（《2018/宗教战争沉思录》）
3、“马克思加孔夫子和秦始皇”
按照政治学的常识，构成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有三大基础，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二是程序合法性，三是绩效合法性（参见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管是儒家礼教、法家法治、黄老无为还是外儒内法，都一定有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作为执政纲领，即使蛮族入主中国，也会很快“入主中国则中国之”。数千年来，所有朝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再剧烈的改朝换代也离不了“君权神授”的“政统”和“三纲五常”的“道统”。哪怕是以打破“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建立的中华民国，它也发生过皇帝复辟的“政统”闹剧和长期党领袖独裁，它倡导的“三民主义”也没有完全离开“道统”（“国父”孙中山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新儒家人物秋风说：“《中华民国宪法》表面上的现代意识形态规范，也即‘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其实并不构成对道统之消解。因为，该‘遗教’之核心就是守护和扩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五院制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坚持的”《论宪法之中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按照毛泽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一个新创的“政统”和“道统”。这是中国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试图彻底与传统决裂（元朝统治者也曾试图与殖民地中国文化决裂，但这个马背民族没有统治的思想资源，所以决裂不能“彻底”并立即转身“借用”），用外来的“先进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来“接管”中国。其实，这只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儿皇帝的策略而不是治国的方略，我们那些读《资治通鉴》起家的革命领袖扯的是马列的旗，行的是皇帝的实。在引进外来价值观方面，使用的是“中成药”制剂即中药里面加西药的办法——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性引进相似性品种，所以引进的仍然是“人的文化”而且是“最坏的人文化”，与我们的传统帝王文化并无本质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将“使用说明书”的“文言文”换成了“德文”“俄文”。邓晓芒有一个观点很精辟，他说：“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现实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注：如果他要加上“马列主义”就完整了），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邓晓芒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颠覆了“传统文化”，而对“文化传统”则束手无策。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千呼万唤寻来的马列主义只是没有根基的时代“流行文化”“实验产品”，当“流行文化”不再流行，当“实验产品”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实验溃败后，中国的执政集团三千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合法性发生了危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修正”立场，从“放之四海而皆准”到“摸着石头过河”是“修正”，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到“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再到“三个代表”是“修正”，从“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修正”。从国际到国内，从大同到小康，从理想到现实，执政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原有引进的指导思想不再能够指导发展（本来也没有准备让它来指导），用来立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进退失据中的“修正”看得出执政党的不自信，因此，邓小平“不争论”，江泽民“闷声”，胡锦涛空对空的“科学发展观”，基本上都还能“萧规曹随”。习近平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蛮夷”看来的“巨婴”，在“皇帝”眼里可是“巨人”。于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油然升起，“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成为当局的诉求，为“朝贡制度”和“皇帝制度”的复辟，为统治寻找替代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把宝押在了貌似与“统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考古工作”上，他说：“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导向，执政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用以提高“文化自信”。原先执政党的宣传画是马恩列斯毛并列，现在改成孔孟老庄习衔接。其实按我们前面的分析，正因为共产主义“烂大街”了才敢明目张胆“复古更化”，正因为马列主义不管用了才好顺水推舟推行“中国精神”，正因为不自信才要高喊“文化自信”。虽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加上新增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写在宪法上，还是“制度文化”“指导思想”，虽然这个党的喉舌还在宣讲“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但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供起来的“神道”，仅仅起“设教”的作用而已——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失去信仰价值。可以说，没有“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道”前提，要设教化是很困难的。“修正”不是“归正”（到神面前来），它没有终极标的，当“外在的权力”也不能成为信仰的依据时，危机就会出现。
4、“皇帝文化”两千年的“长城”与“马列主义”两百年的“巴别塔”：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是当时的“爱国贼”，他有一篇奇文《中国论》民族情绪激越，其中说到：“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缞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苽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徂徕石先生文集》非但学者，乾隆皇帝写给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国家的国王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这种傲慢无知更充分表达：“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天朝抚有四海，。。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东华录》）。这篇文章和这封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上下五千年，从“宅兹中国”到“天邑商”再到“大一统”再到“天下之中”，中国，从地理、民族到文化都自认为是“居天地之中心”（注意：不是“中间’而是‘中心’。从黄帝开始就居代表中央的土德之黄，利玛窦当年就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心理而画了中国在世界中心的地图）。利玛窦以其“眼见”写到：“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明帝国的国民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他们国家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中国札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国人“神州”观的骄横，“天下”观的自大，“天朝”观的霸道，“天子”观的厚颜，“中国”观的狂妄（佛经有“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净土难信”，“中国”本是佛教宇宙观中的一处亲近佛陀之地，也被我们借喻为自己），目中无人，目中更无神！正是因为这些无知和傲慢基因形成的自义，经过二千多年皇权专制放大，在这由罪勘斫的河床里“一条大河波浪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情节和民粹情绪（最不具有文化且最不享有国家资源的底层民众恰是这个国家的“死忠粉”）。近代在被蛮夷打怂之时虽有短暂反思，所思虽至“伤筋动骨”（商业革命的洋务运动、文化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但却始终不能“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宗教革命即引入基督教）。于是，从“病灶”潜伏到“病灶”转移，“文革”中已发展到“解放全人类”，现在更是手握“宇宙真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不忘初心”，众多解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不忘“解放前人类”的初心，其实这个初心更远更久，它是“平天下”“世界大同”的初心），领头建造现代版“巴别塔”——将观念版的“天下”打造成现实版的“天下”（现在中国掌握的军事资源已经远远超过二战时期的日本，对外的军国主义有目共睹）。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发言，我们的官媒立马宣布“是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并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言，我们的驻联合国代表高调宣称“为联合国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在“抗疫”表彰会发言，《求是网》无比豪迈宣示“习近平总书记为人类走出至暗时刻指明方向”，外交部高调让各国来“抄作业”。那个告密了众多同行的柯华庆教授，附庸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所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一语，得出“意识形态必须定于一尊的重要性”，总结出“复兴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复兴的不是中华古文明，也不是儒家意识形态，而是要复兴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地位，复兴中华新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地位”（《从儒家到华家——试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形态的重建》）。现代“翰林院翰林学士承旨”、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与人联合发起一项倡议：尽快将习近平总书记巨副画像悬挂到天安门城楼上。该“倡议书”中称：“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硕果，这充分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与生具备的天降伟才：钻石般的政治意志力、上帝般的全局掌控力、心中无我的变革创造力、全球在握的领袖领导力。。。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将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九千万中共党员拥护下、十四亿中国人民支持下、七十八亿世界群众的期待中，精炼了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的全部精华，科学和精准地总结出、放之四海皆适用、普遍性宇宙的人类社会学新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在复辟之中的“皇帝制度”，已经不是以人类领袖自居，而是完全把自己抬回到了神的地位。但是，讲求了两千年“中庸”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最不懂“中庸”的民族，就好比个人得意时是儒家入仕，失意时是道家退隐山林；国家也是忽而“天下秩序”，忽而“闭关锁国”——一个缺乏神指引的国家，既没有确定的方向，也没有足够的定力。从积性难改到根深蒂固再到积重难返，建了两千年的“巴别塔”（中华政教）当然远远超过建了不到两百年的“巴别塔”（共产主义）。
5、中国文化传统即皇帝制度是最大的“敌基督”
我们长期以来有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会通问题，二是认为“共产主义无神论”导致中国执政党敌对基督教。其实，这只能算是“正确”的但不是“准确”的答案。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观察，共产主义也是在基督教建立的叙事框架下完成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都是同一条文明河流的产物，一为主流一为异端，一为清流一为浊流（法学家伯尔曼也认为，“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乃是基督教的异端”）；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尚有转换的可能：古罗马曾经残酷迫害基督教，但它崇拜多神，有将泊来之神为己所用的传统，恰好就可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这要是放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匪夷所思的）；在诞生反基督教最猛烈的“启蒙”运动发源地法国，随之而来的是“启示”浩大的天主教复兴运动；以反基督教著称的罗素、尼采、马克思，反而影响了德语神学界的“政治神学”、拉美神学界的“解放神学”、法国的“神死神学”以致极端的“基督教共产主义”；主导西方国家政治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似乎水火不容，但它们各自所本的“自由”和“平等”都可以在基督教的土壤中找到自己的基因。王怡牧师也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但它带出来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国家主义”或说“国家崇拜”的政法模式。回到处理永恒的问题,它的回答就是国家与永恒有关系,国家与永恒必须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国家就代表着永恒。”（《与神亲嘴》）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他“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二种最完整的世界观”的定义，应该改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对基督教世界观模仿最完整的赝品”。
而相比“异端”，中华“政教”更是“邪教”——因为它是另一条河的异流——而且这一条河与产生基督教文明的那一条河同样长同样宽同样深，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发展轨迹、思维方式和理念符号，各自拥有自己的叙事框架和表达系统（我对提姆·凯勒牧师“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一种族或民族的成员，都有着为世界作出贡献的独有共通恩典。但每种文化都带有特殊的罪恶偶像。没有哪个种族或人群会比其他人执着于罪中”的著名观点强烈不认同，这样无法解释耶和华神为什么要物理消灭迦南七族和索多玛、蛾摩拉，《创25:23》中，“耶和华对她（利百加）说：。。这族必强于那族。说明在种族问题上神本身是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的，神有祂自己的“名册”）。《圣经》从一开始就指出敌挡神的蛇-宁录-巴比伦模式，而正像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无神论顶多算是这一模式的激进思潮，而中华“政教”则是这一模式的完整呈现。共产主义无神论“不信神，就什么都信”是反人性的（因为人天生需要信仰），所以不可能长久（比如现在的俄国在苏联解体29年后，最不容易建立信仰的两个群体：军人与共产党员，有宗教信仰的军人占到总数的70％，苏联解体时便有80%军人党员退党；而俄共党员中，拥有东正教信仰的占到总数30％-40％）；但中华“政教”不但有“信仰”（姑且用这个词，其实中华“政教”是有崇拜而无信仰），而且“信”得深沉，只不过它的“信仰”对象是人不是神，是精于算计的中华民族的包括皇帝在内的实用神（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神是由“算计”而不是“信仰”产生的）。共产主义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中华“政教”却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模式是“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当旧世界砸不烂时，他们的新世界就无从建立。中华“政教”的模式是“回归旧世界，杜绝新世界”，“旧世界”既是理想又是经验的目标，所以是他们前进-后退的强大动力，以至于天下第一大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在2025年全面“复兴”中华文化（中国执政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与中国政教有非常多的趋同性，与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其它国家比较，中国有最坚定的献身烈士和最大的信仰人群，这并非完全是执政党的“宣传”“功劳”，主要还是文化的趋同性造成的，看看台湾在台在野政党和大部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不反感也是旁证）。中华“政教”与基督教都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文明，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唯一可以让两条河融汇交流的办法就是打通河道，让基督文明的清流来冲刷中华文明的污垢烂泥。而“打通河道”除非“天工开物”（神亲自动手），在人永不可能完成。当然，这不是意味我们只能消极地坐等神的恩典，“神亲自动手”也包括神启示、装备工人来动工——如果这样理解无误，这也就是神交给中国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教会史权威斐理夏夫(Dr. PhilipS chaff)说：“基督教的劲敌，乃是印度教，佛教和孔教，此需学有深造之士，始能应付。”（转引自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序》）。如果说，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争更多还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话，基督教与中华“政教”所代表的皇帝崇拜之争是彻彻底底的“属灵争战”，是文化的核心层——“信仰”之争。
1947年3月12日，在与共产主义冷战正酣中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一句世纪预言：世界已经被“两种生活方式”一分为二，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而是民主对抗专制。1963年，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出版，其中指出宪政的最大敌人是极权主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宗教和价值观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生活。而其中，伊斯兰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最可能对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威胁和挑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权政治”对代表基督教文明的“宪政制度”的威胁和挑战。福山更比他的老师收窄，他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以后，能向西方自由民主的意理提出挑战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儒家东亚模式的威权主义。911事件、中国当前的去基督化与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的逼迫，证明他们的这些理论不但深刻而且准确。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基督教文明自身正在衰退——从基督教文明中滋生的社会主义不但占领了欧洲、南美，现在唯一的“山上之城”美国也在加速陷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结成联盟，勾结原基督教阵营里掌握权力的社会主义者，联合绞杀本已经相当脆弱的基督教文明：在原有的基督教国家，绞杀是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舆论来展开，在伊斯兰国家和儒教国家，绞杀是更加直接的杀身体、灭教会。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正是新的“被掳时期”。我们用“第三只眼”（属灵眼光）看世界，相信世间的一切争战都是“属灵争战”，伊斯兰文明与人类社会现代性相去甚远，又最不会“处境化”，它要取代基督教的可能性不大；而人类仅存的两种原生文明——代表皇帝的中华文明与代表上帝的基督教文明——正是“专制与宪政”争战背后最深刻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