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维尔·托赫提（Enver Tohti）记得那个下了一周尘土的星期。在1973年的那个夏天，他在中国最西部的新疆省上小学，这个地区主要由维吾尔族人居住，他们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有三天地球上落下了土壤，没有风，没有任何形式的风暴。天空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他回忆道。当孩子们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老师告诉他们是土星上的风暴（它的中文名翻译成“土壤星球”）。托赫提相信了她。直到多年后，他才意识到那是该省内核弹试爆产生的放射性尘埃。

三十年后，现在已经成为医生的托赫提正发起一项调查，该调查仍在继续，而中国政府却坚决拒绝承认这一点。在1964年至1996年间，在位于新疆的罗布泊试验场进行了至少40次核爆炸，可能导致几十万人死于辐射，该地区位于丝绸之路上。新疆有近2000万人口，托赫提认为他们能够独特地洞察辐射的长期影响，包括可能代代相传的较少研究的遗传效应。他正在日本札幌医科大学与物理学家高田淳一共同创建罗布泊项目，以评估这些后果。

“这是一个悲伤的机会，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机会，可以同时学到新东西并复制我们认为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东西，”安德斯·莫勒（Anders Møller）观察到，他共同主管切尔诺贝利研究计划（CRI），并在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高田计算出，新疆的辐射峰值超过了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1986年熔毁后测量到的辐射剂量。新疆居民所受的大部分损害来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爆炸，这些爆炸从周围的沙漠中降下了一种混合的放射性材料和沙子。高田表示，其中一些是三兆吨的爆炸，比投放在广岛的炸弹大200倍，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国核试验》（医疗科学社，2009）一书中。

在1990年代初，曾研究过美国、前苏联和法国试验辐射效应的高田受到了与新疆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的邀请，评估中国试验的危害。他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型，利用苏联爆炸规模和风速的记录，以及哈萨克斯坦1995年至2002年间的辐射水平，估算出核尘落下的模式。高田未获准进入中国，所以他推断了自己的模型，并使用新疆的人口密度信息估计，共有19.4万人死于急性辐射暴露。约有120万人接受了足以引发白血病、实体瘤和胎儿损害的高剂量辐射。高田说：“我的估计是一个保守的最低估计。”

这些数据对托赫提来说并不奇怪。讽刺的是，作为一个青少年，他为自己的省份被选为标志中国技术和军事进步的试验而感到自豪。当他成为一名医生后，他看到了异常高比例的恶性淋巴瘤、肺癌、白血病病例、退行性疾病以及生下畸形婴儿。他回忆道：“许多医生怀疑这与试验有关，但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被上级警告不要研究。”

托赫提直到1998年才能够说出真相，当时他作为医学培训的一部分移居到土耳其。在那里，他与一组英国纪录片制作人合作，将他们偷偷带回新疆作为游客。他们共同发现医疗记录显示，该省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到35%。

托赫提和高田的罗布泊项目可能填补其他大规模辐射中毒分析所留下的许多空白。在研究切尔诺贝利灾后情况时，莫勒和他的同事发现该地区的动物种群仍然显示出数量显著下降和遗传突变增加的情况，与

早期有关野生动植物恢复的报道形成对比。

但是，对人类的代际效应进行准确定位是困难的，因为自灾难发生以来的时间相对较短，受影响的人数很少，南卡罗来纳大学切尔诺贝利研究计划（CRI）的合作主任蒂莫西·穆索（Timothy Mousseau）解释道。不过，积累的数据表明，“生活在这些受污染地区的人们存在严重的遗传损伤，”他说。因此，穆索对罗布泊项目能够积累一系列遗传证据感到乐观。莫勒和高田都认为，难点在于确定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影响是遗传突变还是因接触污染水和土壤而引起的。

对于托赫提来说，首要任务是帮助患病者。今年3月，法国政府宣布将补偿其在波利尼西亚进行的核试验的平民受害者。2008年，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报道称，中国政府正在向参与试验的军人支付不明补贴。托赫提希望援助能够延伸到受影响的平民，并表示80%的人没有医疗保健。“现在，他们无法负担治疗费用，”他说。“所以他们只能等待死亡。”

阿贝尔·冈萨雷斯（Abel Gonzalez）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核监管机构的成员，他认为罗布泊项目只是国际巨大工程的冰山一角。放射性研究人员仅有三个核爆炸地点可以轻易进入——美国的比基尼环礁、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和法国在波利尼西亚的试验场——而这些地区只代表了世界上大约500次大气核试验的一小部分。“我们有道义责任调查所有核试验场地，”冈萨雷斯说。对于受到罗布泊试验影响的新疆人民来说，冈萨雷斯的话再合适不过了。

当人口“定时炸弹”变成核爆弹时

反复接触辐射是否会影响生殖细胞，导致相同的突变代代相传？这是罗布泊项目希望回答的一个问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两个主要大规模人口暴露于辐射的案例，但是这两个案例中的幸存者没有产生代际效应，广岛放射效应研究基金会首席研究员罗伊·肖尔（Roy Shore）指出。但他补充说，暴露模式是不同的。“原子弹爆炸几乎是瞬间的暴露，”肖尔解释道。“我们仍然需要有关多次、长时间传递的辐射的良好数据——可能会有不同的效应。”